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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怎样正确理解沙尘暴及其治理问题
创建时间:2008-03-03 08:03:38         作者: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蒋高明

据动态观测,20世纪70年代,我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为1560平方公里/年,80年代2100平方公里/年,90年代前5年达2460平方公里/年,后5年则高达3436平方公里/年。草地退化的速度也是惊人的,近10年来全国草地退化面积正以每年2.6%的速度扩大,严重的地区如内蒙古草原速度达80万公顷/年,沙漠化面积增加了8.6万公顷/年。可以看出,沙漠一直在扩大。沙地草地生态系统退化诱发的最直接环境灾害就是沙尘暴。近百年来我国沙尘暴共发生70次,前30-40年中平均3年一次,沙尘暴加剧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情。如上世纪60-70年代每2年1次; 90年代每年1次; 2000年很快增加到12次; 2001年,我国北方地区共出现18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强沙尘暴过程41天; 2002年3月18-21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经历了20世纪以来最强的1次沙尘天气过程,强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140万平方公里。其范围之广,几乎使长江以北所有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沙尘天气影响。近年来严重的沙尘暴使国家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国家为治理投入的巨额费用在逐年增加。 

一、沙尘暴物质来自国外还是国内?

关于这一点,至今学术界还没有达到共识。国家气象中心的遥感卫星数据显示,66%的沙尘暴物质来自蒙古国,或更远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的风洞实验数据显示,60%的沙尘暴物质来自中国的草原,20%来自中国的农牧交错区。而事实上,我国干旱、半干旱区正在发生着大范围的沙漠、沙地、草地的生态退化。根据我们的现场测定,2002年沙尘暴过后,锡林郭勒盟草原土层的损失量约在0.2-1厘米之间;浑善达克沙地沙层损失在3-21厘米之间。个别严重的例子更是触目惊心,例如2001年5月2日1场大风使白音锡勒牧场近2万亩耕地播种的小麦种子、化肥及8厘米表土全部吹走。这些土壤物质到那里去了?除了较重的物质在就地运输成害外,如沙埋民房、沙埋围栏、沙埋公路等,不能否认那些较轻的土壤物质被长距离运输走了,造成沙尘暴。可见把沙尘暴的发生归于进口是不符合事实的。

既然沙尘暴是我们国产的,那么沙尘暴为什么会产生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支持生态系统的六大环境因子的变化。第一,光照并没有变化;第二,温度正常波动;第三,氧气含量也没有变化;第四,二氧化碳增加部分(从工业革命前的290 ppm 到目前的350 ppm), 但这对植物的生长是有利的;第五,水分虽有变化(如1999-2001三年干旱), 但总体雨量正常, 部分年份还会出现偏高。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是限制植物生产的主要因子,但即使很严酷的环境,也会有天然植被分布,这是地球生物圈长期演化的结果。既然适合植物生长的气象条件仍然存在,那么植物的生长为什么一年不如一年呢?原因在于:第六,土壤和矿物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被人为中断了, 土壤损失严重。在草原上,植被所依托的土层充其量只有1米多厚(许多地方土层不足10厘米),下面就是几百米厚的通体沙。很明显,这1米多厚的土层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有草丛严严实实覆盖的时候,土层才不会被风吹走。一旦当保护土壤的草丛遭到破坏,土层就会变松动、活化,最终变成沙尘飞到北京,甚至飞越太平洋。 

二、沙尘暴的发生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关于沙尘暴发生的原因,很多学者归结为天气变化或者全球变化引起的气候干旱。气候干旱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对于沙尘天气的产生造成影响,但是对于地面植被的破坏则在很大程度上,人为原因大于自然原因。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在中国科学院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锡林郭勒),有几片严格封闭的草原,没有大型牲畜进入,草原动物只有昆虫和草原鼠等。24年来,尽管物种组成有轻微的变化,围栏里草原生产力并没有下降,群落高度明显高于对照。而围栏外的放牧草原上,土层消失了12厘米,消失的土壤变成沙尘暴被搬运到很远的地方。在这24年里,气候的波动是剧烈的,有些年份降水量甚至只有年平均值的50-60%。然而,由于草原生物多样性丰富,物种之间存在生长补偿能力,即使在很旱的年份,总生物量不至于出现大的波动。2004年,科学家们将这个发现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因此,我们是不主张因天气的变坏而造成沙地草地退化的,尽管有学者认为全球变化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干旱化。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再列举两个事实:其一,在中国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盟的东部地区退化草原(高度<20厘米)的对面,蒙古国的草原依然高度在1米左右,那里仍然有上万只的黄羊活动,而我们的黄羊只有几只。要是天气旱了,他们的草应当更差才是,因为他们的位置还在我们的北面。其二,在中蒙、中俄10公里宽的边境线上,草原高度依然保留上世纪50年代的高度。后面的例子有力地反驳了牧草生长不好是天旱造成的观点,而充分证明了草地退化是牲畜压力过大所致,因为大家都知道,边境线上是没有牲畜压力的。 

人口增加无疑也是造成草地生态系统退化主要的原因之一,即沙尘暴的产生是人为的结果,是大自然对人类实施的“警告”或“报复”。锡林郭勒盟从建国初的20.5万人增加到目前的92万人,净增加348%。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牲畜数量更是迅速增加,从160 万头增加到2300万头,净增加1700%,这样使草地的压力急剧加大, 超过了其极限。支持一个标准羊单位的草地面积直线下降,从1950年的77亩/羊降低到7亩/羊, 草场压力净增加 950%。社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由于这种变化而实行的政策导向也是重要的原因。由游牧而定居,且追求现代化的生活目标, 更加重了草地的退化。其机理是,牲口在渡过漫长的冬季后,初春萌发的青草成为牲口争食的对象,但这个时期正是植物光合器官形成的敏感时期,但牲口利用的量不到草原潜力的1%。如果牲口数量少,造成的破坏还能够天然弥补,但到处在放牧,牧草就被压制,生长不起来了。年复一年,形成恶性循环。 

牧户按照牲畜数量,有大户、黑户和小户(贫困户)之分。大户和小户的牛羊数量差别非常大。在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小户有草地1万多亩,牲畜只有200-300多只羊,而大户的草原面积虽然与小户差不多,但是他们的牲畜可多达上万只羊。牲畜增加后,大户草地显然不够,但是由于经济实力大,他们会租用濒临倒闭的小户大草地。租用到草地后,大户对土地的利用是掠夺式的。黑户是那些与草原有着天然联系的政府官员、司机、外来人口,他们本身没有草地,但是他们有权或者有钱,买一批羊寄放到牧民家里,雇人放羊牟利。大户和黑户们关心的是利润,不会考虑草地的退化,对草原的持续利用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大户和黑户的出现是造成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按规定,退牧还草工程中30%的经费由地方自筹,因为地方经济困难,地方政府就将这部分费用“转嫁”到大户头上,谁家出得起钱就给谁家安排项目。因为大户能够出得起钱,而小户出不起,国家投入的项目基本成为大户的专“利”。甚至有些大户自愿帮助小户出费用建围栏,这样他就能够优先使用小户的草原,其代价是支付少量的草地租用费而已。

在新巴尔虎右旗,有一个“蒙古大营”,政府将30多户贫困户整体搬迁进了县城,水电和取暖费用免费,并补助了少量的粮食。初衷是逐步实施生态移民,建立无人区和无畜区,借此恢复草原。然而,由于国家“退牧还草”中的14元(国家出70%)一分也没有到牧户手里,搬迁户为了生存,只好将他们家的草原以每亩6毛钱的便宜价格租给大户,大户每月再花1000元雇人在小户的大草地上放牧。牲畜由小户时候的300只,猛增到1000只。这样,大户住在城市里,靠若干小户家里的草地和雇用的牧羊人赚来的大量钱财,过着悠闲的日子。而生态破坏治理的费用由国家来买单。

三、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自从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就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口号,其目标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进行植树造林防治荒漠化,不考虑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盲目地认为只有种树才能使环境改善。50年过去了,除了少数治理成功的样板外(花费了大量金钱建立的治理模式),似乎沙漠的力量远比人类想像得强大,今天沙尘暴的猖獗正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目前,我们国家投入在沙地草地生态治理的大量费用(例如内蒙古自治区某盟2002年得到5亿人民币的治理费用),根据调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和飞播,只有少部分的经费是用于打井舍饲。我们认为除了第3项是主动的措施外,其余两项的经费支出的效果相对于大量的投资来说收效很小。早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就非常形象地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树比喻成 “抽水机”,因此他不主张在草地上大量种树。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确令人担忧。在北京或在中国的随便一个大城市,只要问一下市民,沙尘暴发生了,怎么治理?保证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建议多种树,甚至会慷慨解囊资助这样做。可见植树造林防治土地退化的思想影响之大。为什么种树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不合理,其原因如下:

第一,这是自然的规律。在年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地区,天然分布的是草原或灌丛,树木生长的雨量和有效积温不能满足的话,树木很难成活,即使活了,也只能长成“小老头树”。

第二,加重土壤的干旱。干旱半干旱地区强烈的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0倍以上)如没有草本层有效的覆盖,会造成更严重的干旱。树木的生长耗水远大于灌木和草本,因此,造林可增加草原地区植物的耗水量。我们经常看到草原地区人工林下,少草本层或无草本层,就是这个原因。

第三,树木不能阻挡沙尘暴。在沙尘暴发生最严重的早春,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是,杨树林里的沙子照样在流动。林子外面的能见度在5米以下,而灌木地和草本层覆盖较好的地段,能见度在200米之上。森林阻挡沙尘暴的作用可见一斑。即便是上述1%的有林地是“铁钉”一块,99%的土都松动了,这个“钉子”能起什么作用?更况它固土的作用远不如草和灌木,但人类为此花费的金钱却远远超过恢复草原的代价。 

飞播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其一,草原地区土壤库中含有大量的种子以及各类繁殖体,只是没有萌发或即使萌发没有生长的机会。因此,飞播只是解决了草地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其二,飞播带来了大量外来种,一些有毒的物种如醉马草就很容易混到羊柴的种子中飞到优质的草原中。大部分物种不是这个地区生长的,却因借助人的力量扩大了分布的地盘。这在短期内可能我们看不到它的危害,但从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看,则是不利的事情。其三,经济上不合算。根据我们的调查,某旗县飞播了5000亩沙地,使覆盖率提高了约30%,成本81万元,每提高10%的覆盖率合54元/亩,这还不包括飞播不成功造成的各种浪费。而我们的围栏实验证明,在4万亩沙地草地里的实际投入只有16万元围栏费,滩地的草本覆盖率达到100%,流动沙丘的自然恢复率达到30%,平均起来,每提高10%的覆盖率的费用为1.73元/亩。且自然恢复的植被没有外来种,为优质的禾本科牧草。因此,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生态上来看,飞播都是不合算的,甚至是有害的。

四、“人进沙退”还是“人退沙退”?

既然沙尘暴的发生是人为造成的,那我们就应该从人的角度入手来解决。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即“向沙漠进军”,当时的国人豪情满怀,挥动铁锹做出了人类征服沙漠的壮举。但遗憾的是,50年来,沙漠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每年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似乎沙漠的力量远比人类想像得强大,今天沙尘暴的猖獗正说明了这一点。人口增长是荒漠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因此,欲治理生态系统的退化,解决人的生存与出路才是治本, 其余措施是治末。因此,在那些治理难,成效不明显的“硬骨头”地区,最好的办法是“人退”,减少人为的压力,让自然去修复。即使在那些古老的沙漠地区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因为那些戈壁上有一层天然硬壳,只要我们不去破坏它,是可以保护土壤不被风吹走的,因此我们要“善待沙漠”。沙漠如此,那么自然环境条件要好得多的草原与沙地地区,“人退”后的恢复效果则会好的多。

那么,既然承认“人退”有利于“沙退”或至少“沙止”,怎样做才最有效?这需要更多的学者与政府部门认真研究。实际上内蒙古自治区正在采取的 “围封转移”或“转移发展”战略,都是有利于天然草场恢复的。但是,转移出去的人怎么安置?在新的土地上会不会造成新的破坏?这些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五、生态恢复应当强调自然力还是人力?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乡村景观。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围封,就是在保证土壤不损失的前提下,保证各类繁殖体(种子、孢子、果实、萌生根和萌生苗)等能够“安家落户”并得以自然繁衍。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在天然草地上种植以杨树等单一树种的做法,这是一种对天然草地的人为侵掠,对草场恢复并无益且十分有害(如破坏整个系统的水循环等)。利用自然力恢复成功的例子其实很多,例如1991-1999年的8年中, 北京延庆山区搬迁人口4356户, 山区人口由原来的近6万人减少到3万人,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山区森林的压力,林木覆盖率由原来的30%达到了目前的70%以上。原来森林不能生长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烧柴问题,约需20亩山地/人。香港嘉道里有一片山地,因为农业活动停止了,在40年的时间里自然恢复,形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在浑善达克沙地,我们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巴音胡舒噶查进行的4万亩的围封实验,滩地上的草本植物第1年就实现了全面恢复(植被覆盖度为100%),草层高度当年达80厘米以上,产草量820斤/亩/鲜重;第2年的效果更加惊人,草层高度达1.43米,产草量5300斤/亩/鲜重,自然萌发的2年生榆树苗达321棵/平方米,据当地牧民讲已经全面恢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在群落演替上,植物种类由当年的杂类草(地榆、委陵菜、沙葱、冷蒿等)向优质的禾本科草原(无芒雀麦、羊草、赖草、冰草等)发展。这是任何人工的力量难以实现的。而在治理前,这里却是牧民们分不出去的碱滩。再如,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的赛罕乌拉生物圈保护区的10000多亩的核心区,搬迁出100个定居的放牧点后,也是在1年内将原来的裸沙实现了全面自然恢复。这些例子有力地显示利用自然力恢复生态系统是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风险最小的途径,可惜长期以来却被人们忽视了。 

目前人们对于沙尘暴的发生采取“怨天”不“忧人”的态度,而不是从人类的角度入手,那就是错上加错了。同样的道理,在花费大量的金钱治理现在的退化草地过程中,如果采取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而不考虑到人在退化生态系统中本身的破坏因素,而不让当地的老百姓参与并获得利益,那么治理也不可能成功,相反会白白延误了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因为,“无为而治”也还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要警惕那些打着“生态治理”而搞的所谓生态建设工程,进行“生态破坏”做法,尽管人们可能是无意识这样做的。 

六、恢复草原新思路:畜南下、禽北上

我国共有各类草地(典型草原、高寒草原、荒漠化草原、草甸草原等)60亿亩,是农田的3.3倍,占整个国土面积的41%。但是,如此广阔的草原并没有“喂饱” 数量仅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牧区牛羊。连续多年的超载过牧,造成了我国90%的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我国全部草原生物量只有干重约3亿吨。按照生态学的定律,只有当10%左右的草被食草动物消费时,才能保障草原生态系统不退化。按照这个标准,全国能够利用的天然牧草产量只有3000万吨左右,仅为秸秆饲料的4.3%。现行草原流行的载畜量计算是有问题的,是将草原生产的干物质全部让牲畜“吃干耗净”的。况且在实际操作中,牲畜的数量又大大超过了“理论”载畜量,这样草原没有不退化的道理。那么,如何有效地减少草原压力并科学恢复草原呢?

这个潜力在农田,而不在草原。全国18亿亩农田除了生产了约5亿吨粮外,还生产了7亿多吨的秸秆,这些秸秆本身就是优良的牧草。这些秸秆全部被牛羊吃掉,再通过粪便或沼渣还田,不但不会引起地力下降,反而增加地力。这样,全国10亿多只标准羊单位的“口粮”仅秸秆一项就能全部满足,甚至当国民消费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动物性蛋白不足世界人均的三分之一, 牛奶不足四分之一) 的时候,农区巨大的秸秆饲料也能满足。因此,今后牲畜的主产区应由内蒙古草原、西藏、新疆、青海等低光合生产的传统牧区进入山东、河南、河北、四川、湖南等的粮食生产大省。即畜要“南下”。

全国养鸡47亿只,平均每人年需求3.7只。但是,目前鸡在上述农区大量养殖,人禽争粮。更糟糕的是,农民们将鸡的生存空间缩小到几层到十几层的铁丝笼子里,喂养所谓的添加剂使其“速肥”,将生理周期由散养的300多天缩短到不足45天。这样产出的鸡肉,连养鸡户自己都不吃。违背生物规律的养殖和滥用饲料添加剂,造成了城里出现了大量 “肥胖族”;狭小的空间造成禽流感的蔓延,给国家的食品和卫生安全造成大量隐患。禽类需要的大量自由生存空间不在内地的农家院、更不在铁丝笼里,而在广阔的草原。且两只爪的鸡比起四条腿的牛羊来讲,它们对草原根本不形成危害,反而会有效控制草原虫害。因此,今后国民需要的大量真正的“柴鸡”以及“柴鸡蛋”应来自草原的传统牧区。即禽类要“北上”。 

然而,遗憾的是,在农区,大量牲口的饲料被作为废弃物在田间地头焚烧。尽管国家明文规定不准烧秸秆,但是,规定归规定,因为我们没有给秸秆找到一个很好的出路,这个“令”根本行不通。农民烧掉的是牛肉、牛奶、牛皮、牛粪等许多值钱的东西。如果将秸秆充分利用起来,升值的部分可能是其辛辛苦苦种植出来的粮食价值的5到10倍。

山东等地的大部分农田,可亩产粮食1吨多,去掉所有的成本也就是纯收入500多元,还不如在外面打工一个月挣得多。而如果同时收获了3吨饲料(含水量70%),则可以使一个成年黄牛足吃150天,实现“2亩地1头牛”,而在草原这个数字是“75亩地1头牛”。牛使农户增值的部分约合每亩地2700元(如果牲口得到充足的食物每天可增重4斤,市场上肉牛5元以上,去掉加工成本2元)。要是改养奶牛,这个利润空间更大。

在畜牧业上,长期以来人们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宁夏等传统的畜牧业上,甚至还有专家建议国家种植6亿亩的人工草地给牲畜解决口粮。实际上,如果利用好了上述农区秸秆,根本不用种草。

我们知道,人吃饭需要储备粮食,但我们很少为牲口储备“粮食”。而在牲口中,“饭量”最大的是牛、马、羊,这些反刍动物一年四季都不停嘴。他们吃的是草,但是贡献的是肉和奶。我们一方面辛辛苦苦地提高粮食产量,动员了全国的科学家提高产量,不惜农业污染(化肥、农药、地膜、杀虫剂)甚至转基因的巨大风险,但是增长的粮食中很大一部分给猪和鸡吃了。国家以粮食为主的精饲料工业发展迅猛,最早进军中国饲料市场的泰国某饲料企业早就赚足了农民的钱。还有人发明了饲料添加剂等让猪、鸡们长得更快,使城里人不敢消费养鸡场里的鸡。而“六畜”中不与人争粮的牛、马、羊的“食物”却没有人生产经营,农牧民家里的大牲口经常是“吃了上吨没有下顿”。有的干脆不养大牲口了。

在古代和近代,农业秸秆的去向一是喂牲口,因为农民需要的畜力来自耕牛;二是做饭取暖的热量也来自秸秆。如今,拖拉机取代了畜力,化肥取代了有机肥,煤炭和天然气取代了秸秆。但是拖拉机不产粪,种地没有有机肥呵护是非常危险的,农田出现的环境污染、地力下降以及种植业成本增大等问题,概与化肥取代有机肥有关。煤炭和天然气有用完的那一天,最终涨价后农民们用不起。

因此,要合理解决大牲口口粮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能源问题,一个以消耗作物秸秆为主的粗饲料加工工业必须跟进。这其中巨大的利润空间,可为种植业、养殖业、运输业、机械加工业、有机肥业、能源工业、服务业等所公平分享,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可以使该产业链运转起来。如果将全国的7亿吨秸秆充分利用起来,这个“大饼”的直接价值就可以值6000亿元人民币, 还不算为国家节约土地1000亿在内。

同样道理,要科学解决中国的草原退化问题、草原虫害问题、禽类食品安全问题、禽流感问题,有着大量空间的草原是养鸡等禽蛋的理想之地。2005年,笔者在内蒙古正蓝旗做过一个实验,300亩草地可以养鸡15000只,每亩可养50只鸡,去掉成本和人工费,亩可收入500元,是传统养牛和羊的50多倍(目前内蒙古退化草原的产值不足10元/亩)。

农区养殖要突破秸秆饲料运输难、贮存难、吸收难、转化难等众多难题,根本的突破就是为牲畜生产草“面包”,其中微生物和酶制剂、加工机械和外包装的技术创新,根本解决了青储饲料加工成本昂贵、时间短、烂窖、吸收转化低的许多问题。在山东莱西市,笔者几乎见不到一根玉米秸,全市近10万头奶牛(计划发展成30万头)将能够吃的黄秸秆也不放过,当然更不会有人舍得烧掉了。在牧区养禽是解决市场问题,只要大城市居民认准消费来自草原散养的鸡而不是来自农区笼子里的鸡,哪怕价格接近,这个市场也会很快形成。

国家应加强“畜南下、禽北上”这一既解决草原退化、又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在农区和牧区分别建立示范区,利用技术和市场优势带动产业发展,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态良好的宏伟目标。

七、“以地养地”是关键,生态城镇是出路

在退化沙地草地生态治理中,我们提出了一种“以地养地”模式,这个思路主要是基于,用少量的土地,加上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社区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生活质量,腾出大量的土地使其“休养生息”,借助自然力实现退化草地的恢复。其做法也很简单,即在有水、电力、肥料、交通、技术等保证的地方建立少量的高效地,并进行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调整。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封育,并进一步发展成保护区。利用的土地与自然恢复的土地比例可为1:100。这是由于目前在退化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力一般很低,如退化草地上的产草量只有30-100斤/亩(鲜重,下同),而通过一定技术措施后的饲料产量可达6000斤/亩以上。这样做的科学依据是, 建立在有水肥保证的集约化土地不会退化,内地5000年的农业文明一直没有衰退,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土地没有退化。在草原区,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保护好土壤不使风吹走。其实,这些知识早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存在了,如《易经》中就有“万物本乎土”,“百谷草木丽乎土”的论断。可惜,在现代化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朴素的道理却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 

“以地养地”的关键在于“养” 字,即在小面积的高效地里,一要防止土壤的损失;二要防止土壤因利用地下水造成的盐渍化(这两点处理不好就会形成“人造荒漠”);三要将土壤养肥,使之可持续利用。按照目前的科学水平,实现上述三点并不难。在大面积土地上的“养”字则体现在让草地生态系统“休养生息”和自然演替上。它的回报是巨大的,如我们在4万亩的实验地中,能够产干草2000万斤,按0.2元/斤,收入当在400万元以上,但实际的投入是16万元围栏费加上不到1万元的看护费。在人的方面,“养” 字体现在必要的经费扶持,以保证自然恢复力的实现。这个问题更加重要,需要从政策上去深入研究。例如。阿拉善盟生态退化达到了80%以上,但 “破坏”因素只有1.5万户6.2万人,即使采取一个“养”措施,其费用也就是1.5亿/年(每户每年合1万元)。当然,这可能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下策。但是,反过来讲,既然承认阿拉善地区(2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江苏省)是“生态脆弱的敏感地区,其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黄河、河西走廊、银川平原、河套平原,波及西北、华北及更远的江南地区”(专家评语), 这点钱花起来也是值得的。我们在所谓的“生态工程”中一掷“亿”金而不心疼,怎么在这关键的环节上就舍不得? 

在人的去留问题上,当然转移有利于天然草原的恢复,但毕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相反,如果我们将大量的费用集中在1%的土地上,集中在社区居民上,帮助他们形成产业链,即逐步形成种草、养草、收获、储藏、运输、舍饲、产奶、产肉、再运输、城市人群消费,并形成专业化分工、集约化畜牧业和定单畜牧业,牧民还是非常欢迎的,也用不着实施大规模的“生态移民”。要知道,让他们重新回到游牧已经不可能,让他们离开故土也很舍不得,这会重新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在科学上,在少量的土地上实现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并不难,难得是如何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例如,中国科学院在正蓝旗的大量优质牧草出现了“卖草难”。所以,中央财政的生态治理费(如治沙费、造林费)、用于救灾的经费、生态补偿的经费、各种社会捐助、地方政府经费应向退化地区的社区倾斜,发展小城镇,以解决水、电、通讯、交通、教育、生活质量提高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减少他们对环境的破坏。目前在广大的草原地区,现行的政策是:退耕还林有钱,而还草的钱则很少。这种政策如不及时纠正,将会在更大规模上加速草原的退化。应当通过利益的关系和土地使用功能的转变,使当地社区的居民由被动参与生态治理到主动参与,从而使他们由生态的破坏者转变成生态的保护者,这是关系到治理能否成功的关键。各级领导应当积极推动这种“以人为本”、以小城镇建设带动为基础的“以地养地”生态治理模式。

八、结 语

沙尘暴与我国大范围的沙地草地退化有直接的关系,对于退化草地的恢复应以发挥自然的力量为主。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在天然草地上种植以杨树为单一物种的纯林,这种生态系统是危险的,是一种对天然草地的人为侵掠,这对草场恢复并无益且十分有害。我国大部分的生产力较低的沙漠、沙地、草地地区,它们的生态价值可能远大于它们的直接利用价值。草原退化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治理草原退化的关键是“移人移畜”。增加科技含量使草原升值,而非依靠牲畜头数致富。草原利用可以回归到游牧或季节性休牧,但是数量畜牧业必须向质量畜牧业转变。人要向草原中的小城镇集中,畜要南下农区,那里有丰富的秸秆饲料;而农区中的禽类因为对草原无害可以北上草原。草原造林(含造灌木)、修建围栏、飞机播种、草原补种都不是治理草原的根本之策。草原的使用要以发挥生态功能为主,一些少量的经济活动应当强调其质量而非数量。中央投资要以人为本,只有将草原中的破坏因素,变成保护因素,草原恢复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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